韩国驻华大使馆张贴横幅声援中国“抗疫”
来源:韩国驻华大使馆张贴横幅声援中国“抗疫”发稿时间:2020-04-04 16:53:53


文中指出,美国的宪法将公共卫生的主要责任赋予各州,授权给各市和县。联邦政府的普通公共卫生法律权力较为有限,重点放在预防疾病的州际或国际传播的必要措施上。

比如科莫州长可以说他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但是联邦政府与他竞争,削弱了他的计划。他通过指责联邦政府既推诿了自己当初没准备好现在也无力搞到呼吸机的责任,反而获得了很多纽约人以及全美受众的同情。联邦政府可以直接预测死亡人数或将达到10万到24万,把老百姓吓死了,然后特朗普总统再说,争取要把死亡人数压到10万以下,给了公众惊悸中的希望,这样一来,他的过错与责任瞬间蒸发掉了大部分,他反而成了很努力保护人民的好总统。

作者们在文章中也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和美国CDC应该更有作为。包括政府放弃一些医疗监管要求以促进获得及时批准,让实验室开发的检测试剂盒更容易被投入使用,进一步允许私营企业生产所需物资等。最后,CDC可以对已知接触或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实施跨州旅行限制。

香港发生近70例酒吧群组感染3日起关闭酒吧等场所

西方的老百姓此刻其实已经不指望政府拿出什么有效办法了,大家在做着不同的自我选择:或者惜命待在家里,或者无所谓,染上了拼低死亡率的运气。不像中国,出了大灾难,政府真的要担当,实质性领导抗灾,保护人民。老百姓对此也充满期待,政府做的稍有闪失,公众群起声讨,政府也非常在意,迅速就要做出调整。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与公众的沟通是多么重要。多给舆论一些空间,让那里容纳公众的更多真实情感和情绪,也让那里形成官民更多的有效交流,其所产生的最终效果很可能是对官民沟通的帮助大于对社会紧张的推升。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塑造中国舆论场的建设性,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今日(3日)下午记者会公布,香港今日新增4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年龄介于16岁至60岁,其中34人有境外旅游记录 。

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官员们与公众的互动,很容易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疫情催生了美国社会的焦虑,大家会比平时更关注政治人物,尤其是总统、州长们的表现,这给那些官员创造了更多在舆论中聚焦的机会。他们此时要做的不是认真推动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有现实执行可能的抗疫决策,而是要判断自己露面时什么样的表现最能对得上公众的期待,有利于赢得支持。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2日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3月19日至4月1日香港573例确诊个案中,有132例本地感染个案,当中有69例即超过一半涉及在酒吧等场所中的顾客及表演乐队的群组暴发,这些确诊个案也有第二代及第三代的传播。由此可见,酒吧等场所是传播病毒的高风险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